我们过去只会建设国、建设家，但中间这个社会呢？没人管
文_本刊记者 朱汐 编辑_萧三匝
《中国企业家》：放开民间非营利组织注册这事儿提了好几年了，今年这个信号是不是比较明确了？
王振耀：不只是明确了，是已经成大政策了。民间组织注册三大条例是国务院条例规定的，统统要有主管单位。这次马凯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人代会上正式发言，是向全世界正式承诺我们的政策体制要变。原有的双重管理体制下没有真正的民间组织，每个组织必须先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再注册，那还叫民间组织吗？
《中国企业家》：那岂不是谁都可以注册社会组织？
王振耀：1992年经济放开以后，有人说皮包公司满天飞怎么行？注册公司必须有主管单位。过了几年都觉得不方便，就没有了，手续也越来越简单。这次社会组织走的改革逻辑和企业改革是一样的，这非常有意思。
中国很大，推进改革的时候局部经验很重要，这些经验让中央和别的省知道怎么操作。深圳2010年开放社会组织注册，后来广东省全放开了，还放开了民间组织募款，结果也没乱到哪去，反倒是民间组织不适应了，去年不到10家去申请募款。你越放开，社会组织的责任越大，组织的自我约束力就越强。
中国企业放开注册后焕发出的活力让世界震惊，至于说经济质量，有这个那个问题，但第一步我得先让你是个组织啊，不让生还怎么长呢？这道闸开了，释放出来的是爱心，是社会服务行业，是就业机会。美国3亿人200来万个社会组织，1000万人就业，我们13亿人，600万组织总不算多吧？我们的养老服务、儿童事业、残疾人事业都需要社会组织。孩子不能只让人家袁厉害管，也不能老让人家曹德旺捐款还得缴重税吧？
《中国企业家》：所以还需要很多的配套措施出台？
王振耀：三项配套措施必须跟上来：一是立法，注册个基金会就要200万注册资本，这真叫共产主义，太高了！美国没有门槛，新加坡花差不多100美元注册个基金会，我们定这么高，把普通人行善的路给堵了。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必须花掉8%也不合理，全世界都只要花掉5%啊。还有行政管理成本10%，新加坡原来想学咱们，几年后取消了，现在政府什么都不定。他们说政府根本不该管这事儿，人家自己的理事会、捐款人会管。都是华人，人家怎么改这么快？这些规定不改也不行啊。
二是税制。曹德旺不能理解的是“钱在我手里不交税，捐给社会了，怎么要交重税呢？那是鼓励不捐？”政府财政也要回归社会，给基金会等于直接给了社会，更便捷啊。能不能这些捐款过十亿、百亿的，经过财税认真核定，先给人家个特殊政策？不然，做不好事儿的时候老说中国国情，做好事的时候反而不说了。基金会投资也收那么高的企业所得税，赚来的钱还是回报社会的呀。全世界的慈善组织除了每年奉献5%，只收很少的印花税，我们能不能走国际规范？一定要在税收方面体现出优惠，才能让基金会成长。社会组织让社会道德更加完善，是社会稳定的一种体制性支撑。
三是财政要扶持社会组织发展。香港400亿港元财政预算，其中100多亿是给社会组织的，这100多亿80%以上是固定拨款。香港特区的注册手续更简单，商业注册，办免税手续的时候严格审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类似。以香港为参照系，人家700万人100亿港元支持社会组织，中国大陆差不多需要财政投入2万亿元用于社会服务。我们将来的财政构成往哪儿走？现在关键是公共服务要普及，养老、助残这些领域很多服务项目都还没有呢。社会组织会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机会，包括商业机会，但是财政还是要投的。这些专业化的组织提供服务，包括多样化的家庭服务，香港有很多家庭化服务中心，中国大陆将来需不需要？是需要的。
《中国企业家》：新的政策环境对社会组织的挑战何在？
王振耀：考验民间社会的时代来临了。将来民间组织注册起来之后，组织的自身建设排在了头一位，政府放开之后压力很快就转移到民间组织内部了。行业标准，每个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管理优化，很快会排上日程，需要大量的人才，大量的培训，各种各样的交流。我们过去只会建设国、建设家，但中间这个社会呢？没人管。这是一个公共领域。现在很多民间组织自身的能力参差不齐，有的基金会看着还活着，实际上已经死了，什么项目也不做，但马上就有淘汰机制了。有竞争了就有淘汰机制，比如不停地评级，有评估标准，老得不到钱，评估之后捐款不给你，活不了了就淘汰了。以后对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技能的要求会提高，我们对社会服务没有理念，没有学校，没有大量的培训教材，各种各样的培训技能，我们过去认为那是个道德问题，现在大家才知道，那是个专业。所以我估计下面的挑战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