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前556～前451），春秋末期鲁国太史，肥邑都君庄（今山东肥城）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巨著《左传》。
家世渊源 学识渊博
相传，左丘明是齐开国之君姜太公的后代。西周建立后，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于营丘。姜太公死后，嫡长子丁公©继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丁公©死后三世，哀公即位。这时，纪国的国君与他不和，遂向周王进谗，挑拨哀公和周王的关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静被立为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组织同党率领营丘的人马杀死胡公，自立为国君，是为献公。当时，印的后人娄嘉被迫随山参与了此次宫廷之争。斗争虽取得胜利，但骨肉相残，又背着弑君的罪名，娄嘉担心祸及己身，于是离开齐国投奔到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个时代的官职，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倚相生儿子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楚公子比弑杀其君，随后又被公子弃疾杀死。为躲避内乱，成投奔到鲁国，做了鲁国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袭父亲官职为鲁国的太史。
从姜太公封齐、庶子印以丘为姓，到娄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乱迁鲁，左丘明的先人经过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转换，同时也经历了齐、楚、鲁三地的坎坷迁移，可以说是家世遥远、演变曲折。
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做鲁国的大夫。四代孙诚是位超凡脱俗的隐士，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
清朝雍正三年（1725），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讳，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为“邱”。辛亥革命后，闽杭举人邱荷公及台湾进士丘逢甲倡议恢复原来的丘姓。这一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东等地丘氏族人的响应，“邱”恢复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没有得知此倡议而沿用原来的“邱”姓。这样，左丘明的后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个不同的姓氏，而且这三个不同姓氏的后裔中人才辈出。
情操高尚 君子之风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春秋时代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例如，齐国大臣崔杼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制造机会，诱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幽会，然后借机杀掉了齐庄公。事后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又因如实记录而被崔杼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上如实书写，崔杼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上留不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就手持竹简前往临淄，要继续完成记录，后来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齐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良史，他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作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说《论语•公冶长》所引孔子的话是在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论语•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了。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现在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三桓怎么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静地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为了著述历史，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回鲁后孔子便写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写成了内容浩繁的《左传》。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相传周公治礼作乐，鲁国保存了前代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代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因此，左丘明能够写出《左传》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也就不难理解了。《左传》的编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上述左丘明这些重礼尚德的观念，与其人品修为相映成趣，更流溢出了他的“君子”风采。当他写成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备、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后，便成了中国史学的开山大师。他崇高的人格和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历代人民的尊重。尤其是汉代以后，随着五经统治地位的确立，《左传》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除“君子”之外，左丘明还获得了不少其他美称：晋杜预称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朝廷为左丘明设立祠堂祭祀；宋真宗祥符元年（1008），左丘明被追封为“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1111）改封为“中都伯”；明朝嘉靖九年（1530），改称左丘明为“先儒左子”；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改称左丘明为“先贤左子”。
史学巨著 传世之作
《左传》全书共十八万余字，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历史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记事基本上以《春秋》记载的鲁国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前722）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的事件。这样全书按照鲁国国君的即位顺序，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前后记事长达二百五十九年。在《左传》中，左丘明记事以晋国最为详细，鲁国、楚国次之，郑国、齐国又次之，卫、宋、周、吴、秦、越、陈等国更次之。
《左传》是为解释《春秋》经而作的，它用大量的史实来疏证《春秋》。如《左传》对隐公元年夏五月《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一句的传释，生动而详细地叙述了郑庄公家族内部争权夺位的斗争。《左传》在用史实疏证《春秋》经文的同时，也兼释义法。同样如上面的例子，《左传》在中间插入一段“书曰”，就是解释《春秋》义法的。《左传》虽为解释《春秋》经而作，但与《春秋》经文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地方《春秋》有但《左传》没有，有的地方《左传》有而《春秋》没有。如文公十八年，《春秋》共记载九件事，其中有两件在《左传》中找不到。同一年，《左传》也记录了九件事，其中只有七件是解释《春秋》的。
《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从姜太公封齐、庶子印以丘为姓，到娄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乱迁鲁，左丘明的先人经过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转换，同时也经历了齐、楚、鲁三地的坎坷迁移，可以说是家世遥远、演变曲折。
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做鲁国的大夫。四代孙诚是位超凡脱俗的隐士，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
清朝雍正三年（1725），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讳，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为“邱”。辛亥革命后，闽杭举人邱荷公及台湾进士丘逢甲倡议恢复原来的丘姓。这一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东等地丘氏族人的响应，“邱”恢复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没有得知此倡议而沿用原来的“邱”姓。这样，左丘明的后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个不同的姓氏，而且这三个不同姓氏的后裔中人才辈出。
情操高尚 君子之风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春秋时代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例如，齐国大臣崔杼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制造机会，诱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幽会，然后借机杀掉了齐庄公。事后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又因如实记录而被崔杼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上如实书写，崔杼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上留不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就手持竹简前往临淄，要继续完成记录，后来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齐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良史，他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作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说《论语•公冶长》所引孔子的话是在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论语•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了。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现在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三桓怎么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静地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为了著述历史，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回鲁后孔子便写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写成了内容浩繁的《左传》。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相传周公治礼作乐，鲁国保存了前代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代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因此，左丘明能够写出《左传》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也就不难理解了。《左传》的编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上述左丘明这些重礼尚德的观念，与其人品修为相映成趣，更流溢出了他的“君子”风采。当他写成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备、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后，便成了中国史学的开山大师。他崇高的人格和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历代人民的尊重。尤其是汉代以后，随着五经统治地位的确立，《左传》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除“君子”之外，左丘明还获得了不少其他美称：晋杜预称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朝廷为左丘明设立祠堂祭祀；宋真宗祥符元年（1008），左丘明被追封为“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1111）改封为“中都伯”；明朝嘉靖九年（1530），改称左丘明为“先儒左子”；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改称左丘明为“先贤左子”。
史学巨著 传世之作
《左传》全书共十八万余字，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历史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记事基本上以《春秋》记载的鲁国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前722）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的事件。这样全书按照鲁国国君的即位顺序，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前后记事长达二百五十九年。在《左传》中，左丘明记事以晋国最为详细，鲁国、楚国次之，郑国、齐国又次之，卫、宋、周、吴、秦、越、陈等国更次之。
《左传》是为解释《春秋》经而作的，它用大量的史实来疏证《春秋》。如《左传》对隐公元年夏五月《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一句的传释，生动而详细地叙述了郑庄公家族内部争权夺位的斗争。《左传》在用史实疏证《春秋》经文的同时，也兼释义法。同样如上面的例子，《左传》在中间插入一段“书曰”，就是解释《春秋》义法的。《左传》虽为解释《春秋》经而作，但与《春秋》经文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地方《春秋》有但《左传》没有，有的地方《左传》有而《春秋》没有。如文公十八年，《春秋》共记载九件事，其中有两件在《左传》中找不到。同一年，《左传》也记录了九件事，其中只有七件是解释《春秋》的。
《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在此书中，左丘明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或善良、或正直、或阴险、或邪恶。如《郑伯克段于鄢》，通过对郑庄公兄弟母子间矛盾斗争发展过程的入微刻画，表现了郑庄公阴险虚伪的丑恶面目。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左传》极力歌颂的一位人物，他由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左传》很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的描写，大都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完成形象的塑造。《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对于春秋时期关系霸权争夺和大国间政治地位变化的战争则着重描写。城濮之战、崤之战、鄢陵之战等战争的描写，令人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精彩生动。左丘明写战争，不只叙述军事斗争，而是把它与政治、经济、外交联系起来，深入揭示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及结果。《左传》对战争因果关系的叙述，常常带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这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通过各国历史事实的记述，《左传》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旧贵族之间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强大、卿大夫的专权等，在《左传》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书中不少地方还反映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以及由此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随着历史的发展，《左传》所记载的矛盾也以各种形式不断展开，这是历史记载上的一大进步。
春秋时期，会盟盛行，所以当时有讲究辞令的风气。一些政治人物的精美辞令和贵族风貌，在《左传》中都有所反映。特别是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的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诸夏和诸夏以外各族如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分布和变动情况，以及古代这些民族的军事冲突、政治交往、经济文化联系及相互通婚的关系等，在《左传》中都有所体现。《左传》重视民族关系的记载，在中国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左传》在记录人物对话中，还辑录了春秋以前许多重要的史料。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左传》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重要史学著作，而且还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这种文史结合的优良传统，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等史书的写作风格，并且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丰富的素材，实际上也奠定了《左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民本”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进步思想，《左传》中不少地方都有所涉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左传》一书带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它对春秋以来旧秩序的破坏，没有什么留恋之情。这种观点在《左传》许多史事的记载中都有反映，特别是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评论昭公之死的一段话更为典型。他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这种历史进化的观点，对后来许多史学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此后中国史学界的一种优良传统。
史的本质在于求真求实。《左传》注重秉笔直书，所以《文心雕龙•史传》有“辞宗丘明，直归南、董”的名句，将首倡史学直笔的优良传统归功于左丘明。由于强调直笔，史料自然讲究信实。《左传》引用的大量史料，与现今传世的《春秋》、《国语》、《竹书纪年》等记载有许多吻合之处，可以相互印证。书中对远古三代的追溯，也多能与《诗经》、《尚书》互为证明。司马迁编撰《史记》时，便较多地采用了《左传》中的史料。《左传》是人们研究春秋社会最丰富而可信的史料依据。
有人认为《左传》主要记的是晋国之事，其实它对当时的一等国、二等国也都有很详细地记载。《左传》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天下大事的演变，实际上是一部春秋时期霸主递嬗的历史。它的记事范围不只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左传》为我们保存了非常宝贵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记录了我国古代一些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如在全书中，左丘明记录了三十七次日食，对恒星作了观测，观察到了彗星的出没，记录了陨石的降落，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水旱虫灾等等。这些纪录，即使在世界科技史上，也是最早的宝贵资料。《左传》保存的史料，其中有一些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审美、艺术活动颇有价值。如它记录的关于上古时期文饰图绘发展的资料，对研究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艺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对礼、乐活动的大量记载，反映了春秋时期中国舞蹈、音乐的发展水平，及其同政治、军事、宗教巫术活动的关系。《左传》中提出了“铸鼎象物”的命题，是中国古代对于图像与物象关系的最早认识。而文物昭德思想的提出，更表明春秋之际人们已将文物之美与“昭令德发示子孙”联系起来。此外，左丘明还看到了音乐等审美活动与弘扬道德的关系，认为音乐可以歌德、安德。左丘明用阴阳、五行解释五味、五色、五声的产生，提出了“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左传•昭公元年》）。《左传》记载了晏婴提出的“和”与“同”相异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运用这一思想对一些美学问题的阐述。《左传》所记载的美学思想对以后儒、道、阴阳五行等各家美家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张汉东：《左丘明与左氏春秋》，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