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末期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生年不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晏子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他历相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尽忠极谏,机敏善辩,政绩卓著,是继管仲之后,齐国历史上又一位有名的贤相。
善谏智辩 三朝忠贤
晏子出身于齐国贵族家庭。其父晏弱,是齐国大夫,齐顷公、灵公时为正卿,曾奉命出使、会盟于晋国。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晏弱死,晏子继任国卿。据史书记载,晏子身材矮小,“长不满六尺”,但他却最终“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史记•管晏列传》,以下只注篇名)。

晏子生活于春秋末期,正处在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的大变革大动荡历史时期。一方面,周天子的权力和威望江河日下,诸侯之间争权夺利,战争频繁。另一方面,齐国自从管仲死后,齐桓公晚年昏庸,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导致齐国内乱和此后长期不稳定的政局。晏子继承卿位后,先后辅佐的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也基本上都是暗弱之君。
晏子辅佐齐灵公,因为时间仅有三年,有关其事迹的文献记载很少。据《管晏列传》记载,齐灵公二十七年(前555),在晋伐齐的战争中,灵公不听晏子的劝告,首先逃回临淄城中,导致齐军大败。晏子叹息了一声,说:“君亦无勇矣。”此外,《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还记载了一则晏子劝齐灵公通过以身作则来禁止齐国妇女喜着男装的不良风气。
齐灵公死后,齐庄公在权臣崔杼的扶持下即位。齐庄公“奋乎勇力,不顾行义”,晏子曾进行劝谏,庄公不听。后来,齐庄公与把持国政的崔杼发生矛盾,并数次与崔杼之妻棠姜私通,招致崔杼的忌恨,崔杼便借齐庄公到自己家中与棠姜幽会之机,将庄公杀死。晏子不畏强暴,前往哭悼。有人劝崔杼杀掉晏子,崔杼慑于晏子深得民望而不敢杀他。
此后,崔杼又立齐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齐景公。崔杼则自任相国,让助他篡逆的庆封任左相,二人互相勾结,独揽齐国大政,并逼迫国人加入他们的同盟,扬言“不与崔庆者死”。只有晏子昂首说,自己“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加入崔庆同盟(见《管晏列传》)。不久,崔杼、庆封内部又起矛盾,庆封为了取代崔杼,挑动了崔杼家族内乱,然后以调解之名出兵,尽灭崔氏宗族,迫使崔杼自杀。齐国于是又变成了庆封专政的局面。后来,齐国田、鲍、高、栾四大家族共同谋划,发动兵变,最终将庆封赶出齐国。
崔庆之乱后,晏子才获得重用,并升任相国,辅佐齐景公,使齐国进入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时期。
晏子前后辅佐三位君主,虽然最终得到重用,但也受到过一些人的怀疑。齐国大夫高昭子曾经问他说:“子事灵公、庄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耶?”晏子回答说:“婴闻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婴之心非三也。”(《晏子春秋•外篇》)可见晏子正是以同样的一颗忠心来对待这三位君主的,因而才能始终得到信任。
晏子是以善谏而著称的。《晏子春秋》中记载了许多晏子进谏齐君的事例,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方式方法也都灵活巧妙,充分显示了晏子作为一位善谏之臣的形象。比如,晏子主张以礼治国。一次景公与大臣饮酒,酒兴正浓时,景公说:“今天愿与各位大夫开怀畅饮,请不必拘于礼节。”晏子听后愀然变色,赶紧向齐景公指出这是不对的,礼节是不能不要的。景公背过脸去不听。过了一会,景公出去,晏子安坐不动,景公进来时,晏子也不起立;大家一齐举杯,晏子却先把酒喝了。景公气得变了脸色,强压怒火注视着晏子说:“刚才您还在教训我礼节是不可不要的,可是我出去进来您都坐着不动,大家一起举杯,您却先把酒喝了,这就是您所说的礼节吗?”晏子离席叩拜之后对景公说,“我对国君所说的话怎敢忘记呢?我不过是把不讲礼节的实况演示出来罢了。国君如果不要礼节,就是这个样子。”景公这才醒悟,表示听从晏子的教诲,从此整饬法令、修订礼仪以治理国政,于是百姓也都规矩起来。
又有一次,齐景公一匹心爱的马病死了,景公大怒,要治马夫之罪。晏子对齐景公说:“这人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死,让我为您教训他一番,让他知道自己的罪过,再送去监狱治罪”。景公同意后,晏子就历数其罪说:“你有三大罪状:国君命你养马,你却让马病死了,这是死罪之一;你养死的又是国君最心爱的马,这是死罪之二;你让国君因为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听说后必然要怨恨我们的君主,诸侯听说后必然会轻视我们国家。你让国君的马病死,使老百姓对国君积下了怨恨,我们的军队也要被邻国打败,这是死罪之三。”齐景公听了长叹一声说:“请您放了他吧,不要因此而损伤了我仁爱的德行。”
还有一次,齐景公因晏子的住宅靠近集市,要给他换一处住所,被晏子拒绝。景公又笑着问:“你住的房屋靠近集市,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便宜?”晏子回答说:“假肢贵而鞋子便宜。”原来景公滥施刑罚,常把犯人的脚砍下来,所以要装上假肢。齐景公听了,明白了晏子的意思,从此减省了刑罚。
齐景公晚年沉湎于玩乐,生活奢侈,广筑宫室,这样就必然加重百姓的赋税。《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有一次,天空出现彗星,景公坐在寝宫,忽然叹了口气说:“堂堂此宫,将来还不知道为谁据有呢!”群臣也随着表示难过,只有晏子在一边笑。景公怒气冲冲地责问他说:“齐国上空出现彗星,寡人正为此忧愁,你为什么还要笑呢?”晏子说:“您高台深池,赋税唯恐不多,刑罚唯恐不重,恐怕还会有更倒霉的事情出现,出现彗星算得上什么?”景公说,“有什么办法祈祷呢?”晏子说:“如果神可以祈祷而来,也可祈祷而去。现在百姓怨苦的人数以万计,而靠您一个人去祷告,哪能抵得过众多百姓的口呢?”
另外,当时鲁国的孔子曾到齐国晋见景公,景公想赐给孔子封地,征询晏子的意见。晏子立即表示反对,说:“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孔子世家》)最终使景公改变了想法,“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晏子春秋•外篇》)。在这里,晏子之所以不同意重用孔子,是因为他从实际出发,认为孔子的政治主张不适用于齐国。
晏子还以在外交活动中机智善辩而著称。他曾经多次出使晋、鲁、吴、楚等国,每次都能机智应对,不辱使命。其中最有名的,是出使楚国。当时,楚国的势力比齐国强大,楚王听说晏子身材矮小却闻名诸侯,便想羞辱他以显示自己的威风。所以当晏子来到郢都东门时,守门者竟关闭大门,让晏子从旁边打开的小门进入。晏子说:“出使狗国才从狗门入,我现在是出使楚国,不应该从这个门进去。”楚国傧相只好请他从大门进入。拜见楚王后,楚王问:“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说:“齐国都城临淄有七八千户人家,人们举起衣袖就能遮住太阳,挥掉汗水就像下雨一般,街上的人摩肩接踵,怎么说没有人呢?”楚王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派你来呢?”晏子回答说:“齐国委派使者因人而异。那些贤能的人就派他出使去晋见贤能的国君,那些无能的人就派他出使去晋见无能的国君。我是个最无能的人,所以就出使到楚国来了。”楚王又设宴招待晏婴,酒喝得正高兴时,两名小吏绑着一个人来见楚王。楚王问:“绑着的是什么人呀?”回答说:“是齐国人,因为偷盗。”楚王看看晏子说:“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盗吗?”晏子离开座位回答道:“我听说,橘子生长在淮南就是橘子,生长在淮北就变成枳子,仅仅是叶子相似,果实的味道是不同的。为什么呢?水土不同呀!现在这个人生活在齐国时不偷盗,到了楚国就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老百姓善于偷盗吗?”楚王只好笑着说:“圣人是不可以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了。”
总之,齐景公时代,在晏子的辅佐下,由于客观形势的原因,齐国虽然没有像管仲时代那样称霸天下,但是无论内政外交在列国中都仍处在强势地位,保持了数十年稳定的局面。
尚礼崇俭 务实理国
晏子作为齐国继管仲之后的又一位贤相,其事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保存在《晏子春秋》一书中。《晏子春秋》旧题“春秋晏婴撰”,后人多不信此说,一般认为是齐国稷下学派或其他后学所撰,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时期。今本《晏子春秋》分内、外篇,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书中以短篇故事的形式记述了晏子的生平与言行,内容十分丰富。由于这本书为后学所作,所以书中记述的晏子的具体事迹未必全部可靠,只能通过与其他史籍相参照取信;但是书中所体现的晏子的思想却是基本可信的,因而成为研究晏子思想的主要根据。
晏子的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主张礼治。在晏子生活的时代,齐国屡次发生子弑父、臣弑君、兄弟相残等有碍社会稳定的不良现象;同时,齐国权臣也各自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尤其是田(陈)氏采取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粮食)的惠民政策以笼络民心,对姜齐公室构成威胁。面对这些社会危机,晏子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恢复传统的礼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晏子春秋•外篇》都记载了晏子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在回答景公提出的如何防止田氏篡夺齐国政权的问题时,晏子指出:“惟礼可以已之。其在礼也,家施不及国(大夫不能向国人妄施恩惠),民不懈,货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谄,大夫不收公利。”又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立。君令(美善)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最后的结论是:“夫礼,先王之所以临天下也,以为其民,是故尚之。”
(以上均据《晏子春秋》)在这里,晏子对礼的阐发之系统,把礼推重提升的高度,在同时代只有孔子才能与之比肩。不过,从前述晏子对孔子的批判来看,晏子所推崇的礼与孔子所推崇的礼又有很大的不同。在礼的形式(节文仪式)和内涵(宗法伦理、等级制度)这两个层面上,晏子更倾向于看重后一个层面的实用价值,所以他反对孔子过于注重繁文缛节的形式意义,可以说是继承了齐国自姜太公开国“因其俗、简其礼”以来所形成的重视实际、追求实效的思想传统。
晏子思想的另一个内容是尚节俭。《史记•管晏列传》说,晏子“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这说明晏子重视和倡导节俭,并在生活中身体力行,自为表率。《左传》、《晏子春秋》都记载晏子居近闹市,齐景公多次想为他更新宅第,但都都被他拒绝;后来齐景公趁他出使晋国,派人为他修造了新宅,晏子也要拆毁掉,恢复旧貌。晏子每次上朝也都“乘弊车,驾驽马”,戴着旧帽子,一件穿了三十年的狐皮衣服也从来不换。从这些记载看来,晏子的节俭已经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但是对于晏子而言,倡导节俭不仅仅只是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是与其主张礼治的治国方略相关联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有一次,晏子正在吃饭,齐景公的使者恰好来了。晏子就把饭分开,请使者吃。结果,使者没有吃饱,晏子也没有吃饱。齐景公听说后说:“呀,晏子家里原来这样穷呀。”就派人给晏子送去许多钱和市租。晏子坚辞不受,对景公说:“我家不穷呀。我听说,从国君那里获得丰厚的赏赐,又转手分给百姓,这是臣代替君来恩惠百姓,忠臣是不这样做的。从国君那里获得丰厚的赏赐,而不分给百姓,那就成了像装东西的筐、箱一样了,仁爱的人是不这样做的。从国君那里获得很多,却因此而得罪许多人,死了后财产却变为他人所有,这是替别人收藏钱财呀,聪明的人是不肯这样干的。我只要有衣穿,有饭吃,免于挨饿受冻也就满足了。”由此可见,晏子提倡节俭正是从其礼治思想出发的一种必然要求,那就是反对卿大夫僭越礼制奢靡无度,主张“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以维护齐国公室的根本利益。根据齐国当时实际情况,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
晏子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对鬼神迷信的否定。《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生了疥疮又得了疟疾,过了一年还没有好,梁丘据与裔款认为这是祝史祈祷不力所致,建议齐景公杀掉祝史以谢神明。晏婴知道后,对齐景公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君主是有德之君还是荒淫之君,如果君主有德,鬼神自然会给国家带来福祉;如果是荒淫之君,鬼神自然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在这个过程中,不管祝史是对鬼神陈说了国君的实情还是掩盖了国君的过错,都不会改变鬼神的意志。然后,晏子又指出:现在百姓贫苦困乏,夫妇都在诅咒,如果祝史的祈祷对国君是有益的,那么,百姓的诅咒对国君也是有损的;祝史虽然善于祈祷,岂能胜过亿万人的诅咒吗?所以,如果要杀祝史,也要先修养德行、完善政治才能达到消灾祛病的目的。晏子这番话虽然没有直接否定鬼神,但在实质上却委婉地讽谏齐景公面对灾病要从自身找原因,修明政治,而不应该寄望于对鬼神的祈祷。《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还记载,这一年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派人祈禳消灾。晏子则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只能是自欺欺人。他说:天道是无可怀疑的,也不会出现差错,祈禳有什么用呢?天上出现彗星,是为了扫除人间的污秽,君主如果德行没有污点,为什么要祈禳呢?如果德行有污点,祈禳又能减轻什么呢?在这里,晏子也是没有直接否定天道,但是他强调祈禳之事对于凶吉起不到改变的作用,其实质也是对天命鬼神观念的否定。此外,《晏子春秋》中也多次记载了晏子对齐景公迷信鬼神、灵异和巫祝之事进行批评,表明晏子在他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里,对传统的“神道设教”之说和鬼神迷信风气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清醒和理智。
晏子还发展并形成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为他的“和”、“同”之论。《左传•昭公二十年》和《晏子春秋•外篇》都记载,有一次,齐景公说:“唯有梁丘据与我相和(调和)呀。”晏子说:“梁丘据只不过是跟您相同而已,哪能说得上相和!”齐景公说:“和与同不一样吗?”晏子说:“不一样。‘和’如同做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肉,用柴火烧煮,厨师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太淡就增加佐料,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君子食用羹汤,内心平静。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国君所认可的,如其中有不可的部分,臣下指出那不可的部分,来成就所认可的;国君认为不可的,如其中有可的部分,臣下指出那可的部分,去掉那不可的。因而政事平明而不违背礼法,百姓没有争夺之心。……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所认可的,他也认可;国君所否定的,他也否定。这就像用清水来调剂清水,谁能去吃?就像琴瑟老弹一个调子,谁能去听?不该相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在这里,晏子所肯定的“和”显然是一种朴素的对立统一,也就是集合了许多不同的对立面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如同厨师要用水、火、醋、酱、盐、梅等不同性味的佐料才能烹调出味道鲜美的羹汤。而晏子所谓的“同”,则是一种简单的同一或等同,具有排斥异端的特点,没有矛盾,没有差别,是一种是即是、否即否的绝对等同。晏子主张“和而不同”,也就是肯定具有对立统一性的“和”的意义,而否定没有差别矛盾、缺少丰富性的“同”,表明他已经在较为朴素的层面上把握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则,代表了春秋后期辩证法思想发展的新高度。
诤臣贤相 垂范后世
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晏子卒。《晏子春秋•外篇》记载,正在游玩的齐景公听到噩耗后,赶紧驱赶车驾奔回都城,因为觉得慢,便跳下车跑,跑了一会知道还是不如坐车快,就又坐上车,这样等赶到都城时,已经是四上四下,一路上边走边哭。到了跟前,齐景公伏尸大哭说:“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这段记述虽然并不一定十分可靠,极有可能出于后人的附会,但却也从一个侧面衬托了晏子人格与品质的高尚,表明了晏子作为管仲之后的又一位贤相,对齐国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稳定和强盛所起到的作用,在后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晏子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在大加赞扬晏子的同时,继承并发展了晏子的学说,创立了墨家学派。晏子的许多言行和思想,如尚贤、节用、节葬、非儒、非乐、明鬼神之事、反对不义之战等,都被墨家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几乎成为其主导性思想观点。所以,唐代柳宗元在《辩晏子春秋》中,甚至提出应将晏子列为墨家。
晏子与比他稍小的孔子是同时代人,孔子对他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孔子曾说:“晏平仲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还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说:“夫子之于子产、晏子,可谓至矣。敢问二大夫之所为,夫子之所以与之者?”孔子回答说:“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君为忠臣,而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孔子家语•辩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可见,孔子对晏子是非常敬重的。孟子对晏子的评价也是很高的,说:“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孟子•公孙丑上》)虽然晏子对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是不赞同的,但是晏子所主张的礼治思想却与儒家有不少相同或相通之处,所以汉代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多将晏子列入儒家。
晏子作为齐国继管仲之后的又一位贤相,对历代政治家和文人士大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对晏子有一段评论说:“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段话显然是司马迁结合自己因向汉武帝进谏而被处以腐刑的人生遭遇,所发出的别有深意的感叹。言辞之间,对晏子充满了钦慕之情,以至于甘愿为晏子“执鞭”,做驭马驾车的奴仆。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也深受晏子影响,提倡廉俭的品行。唐太宗李世民对晏子也非常欣赏,所以他能够始终信用诤臣魏征;魏征也效法晏子,为国为民,敢于犯颜直谏。因此,唐代贞观年间,朝廷为了保护晏子的遗迹,以供人瞻仰,曾专门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在晏子墓区十五步内打草砍柴。可见,晏子已经成为后世历代忠君辅国的贤臣良相和言官谏臣所效法的表率。
参考文献:
1.孙彦林、周民、苗若素:《晏子春秋译注》,齐鲁书社1991年版。
2.王振民主编:《晏子研究文集》,齐鲁书社1998年版。
3.《齐文化丛书》编委会:《齐文化丛书•人物评传》,齐鲁书社1997年版。
4.刘蔚华、赵宗正主编:《山东古代思想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文化思想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汉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