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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闻人-比肩孙武—吴起

本文作者:网络 稿件来源:网络 阅读次数:3070 发布日期:2012-04-17

吴起

吴起(约前440~前381),战国初期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人。先后在鲁国、魏国、楚国做官,军事、政治才能卓越。他博览群书,注意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并且具有良好的儒学基础,其名著《吴子兵法》流芳百世,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也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杀妻求将 荆楚变法

战国初期,七雄争立,战争频繁,而吴起所在的卫国较弱,是列强争夺的对象。出生于富有之家而又胸怀雄才大略的吴起,面对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国家,不吝钱财,四处奔走,立志干一番大事业,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结果功名未成,耗尽了家产,遭到乡里的奚落和耻笑,一气之下,离开卫国到鲁国去游学。

吴起到了鲁国,受业于孔子名徒曾参门下,昼夜苦读,学习治国本领。母亲病亡,吴起闻讯仰天悲号,旋即收泪,诵读如故。曾参见吴起不奔母丧,视他为忘本之人,与其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审时度势,毅然弃儒道改学兵法。三年业就,经相国公仪休的推荐,被鲁穆公任为大夫。

吴起喜好用兵,一心想成就大名。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而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其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因为当时,齐强鲁弱,鲁军不是齐军的对手,而吴起善于用兵,不与敌正面交锋。当齐将张丑佯称讲和,到鲁军中打探虚实时,吴起将其精锐隐蔽,令其老弱病残者留守营帐,并设宴款待张丑,装出怯战求和的样子。齐军受了蒙蔽,认为鲁军不堪一击,贸然进犯。吴起乘其麻痹松懈,暗中调动兵力,从三面突然展开反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大败而逃。

齐鲁之战,显示了吴起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因此遭到齐国的离间和鲁国大臣们的诋毁,一时流言四起。鲁国有些人在鲁君面前中伤吴起说:“吴起是个残暴无情的人。他小时候,家有千金之富,他想当官,从事游说活动没有成功,以致家庭破产。乡邻都耻笑他,吴起就杀了三十多个诽谤他的人,逃出卫国而东去。他和母亲告别时,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此后他就在曾参门下学习。过了不久,他母亲去世,他竟然没有回家。曾参为此很鄙视他的为人,和他断绝了关系。吴起就学习兵法奉事鲁君。鲁君对他有怀疑,他就杀了自己的妻子以争取做将军。”“鲁国是个小国,一旦有了战胜的名声,就会导致各国都来图谋鲁国了。而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鲁君用吴起,就破坏了与卫国的关系。”鲁穆公轻信谗言,解除了吴起的兵权。吴起自知留在鲁国已不可能有所作为,遂投奔到了广纳贤士的魏国,以求另创一番事业。

此时,魏国已经兴起变法革新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正积极进行改革。国君魏文侯求才若渴,任吴起为大将,率军攻打秦国,攻克五座城邑。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拥护,就任命他为西河(今陕西咸阳一带)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周威烈王十七年(前409),吴起攻取秦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澄城南),并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郑(今陕西华县),筑洛阴(今大荔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尽占秦之河西地(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之间地带),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这一时期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周安王十三年(前389)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大的诸侯国。

吴起镇守西河期间,强调兵不在多而在“治”,曾严格考选步兵,创建有战斗力的常备军“武卒”。吴起首创的考选士卒的方法是:凡能身着全副甲胄,执十二石之弩(十二石指弩的拉力,一石约今三十公斤),背负五十支箭,荷戈带剑,携三日口粮,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即可入选为“武卒”,免除其全家的徭赋和田宅租税。吴起对“武卒”严格训练,使之成为魏国的精锐之师。吴起治军,主张严刑明赏、教戒为先,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之军亦无益。所以,他曾在一次战役中斩一未奉令即攻击敌军的战士以明法。

吴起做将军时,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后大哭起来。别人说:“你儿子是个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这位母亲说:“不是这样。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所以就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我不知他又将战死在哪里了,所以我才痛哭。”

魏文侯死后,吴起继续效力于他儿子魏武侯。武侯曾与吴起一起乘船顺西河而下,船到中流,武侯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他说:“国家最宝贵的是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边有洞庭湖(今湖南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但不讲求德义,夏禹把它消灭了。夏桀所处的地方,左边有黄河和济水,右边有泰华山,伊阙(又名龙门山,在今河南洛阳南)在南,羊肠(在今山西晋阳西北)在北,施政不讲仁爱,商朝汤王将他流放了。殷纣王的国家东面有孟门(古隘道名,在今河南辉县西),西面有太行山,常山(即恒山,在今山西浑源东)在北面,黄河在南面流过,地势也无比险要,但施政不讲道德,周武王把他杀了。由此看来,治理国家在于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如果君主不讲德行,就是这一条船中的人也都会成为您的敌人。”武侯说:“你说得很对。”

吴起任西河的守将,威信很高。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可是最后却任命田文(魏贵戚重臣)为相。吴起很不高兴,他向田文说:“请你和我比一比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领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牺牲,敌国不敢图谋进攻我们,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管理各级官员,亲附人民,使财力充裕,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镇守西河地区,使秦军不敢向东扩张,韩国和赵国都尊从我们,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而你的职位却比我高,这是为什么?”田文说:“国君年少,全国忧虑,大臣没有亲附,百姓还不信赖,在这个时候,是由你来任相合适呢?还是由我来任相合适呢?”吴起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应该由你来任相。”田文说:“这就是我所以职位比你高的原因。”吴起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任相,他妻子是魏国的公主,公叔对吴起非常畏忌,便想谋害吴起。他有个仆人对他说:“吴起很容易除掉。”公叔说:“怎么办?”仆人说:“吴起为人有节操,廉洁而重视声誉,你可以先向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明的人,我们魏国属于侯一级的小国,又和强秦接壤,据我看,恐怕吴起不想长期留在魏国。’武侯必然要问:‘那怎么办呢?’你就借机向武侯说:‘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许配给吴起,他如果愿意留在魏国就必定欣然接受,如果不愿意留在魏国就必然辞谢。以此就可以探测他的想法了。’然后你再亲自把吴起邀到你的府上,使公主故意发怒而轻谩你。吴起看见公主那样轻贱你,他想到自己也会被轻贱,就会辞而不受。”于是照计行事,吴起果然看见公主轻谩魏相就辞谢了武侯。武侯因而对吴起有所怀疑而不信任他了。吴起害怕武侯降罪,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

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很能干,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为相。他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采取了“明法审令”、“罢无能、废无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取消公族特权、节约经费开支、加强军事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使楚国很快强盛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荆楚变法,这也是吴起在楚国的主要功绩。

春秋时期的政治大变动,终于促成了战国以来此起彼伏的变法运动。这些变法的主要共同点之一就是把矛头指向世袭贵族,充分调动中下层的力量,依恃任人唯贤的政策,应付严峻的现实,吴起变法亦具有这一特点,且比“前辈”人物更彻底。他严明法令,撤去不急需的官吏,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主要目的是加强军队,破除纵横稗阖的游说。于是,楚国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因此,诸侯都害怕楚国的强大,而楚国的贵族因利益受损也都想谋害吴起。周安王二十一年(前381),楚悼王死后,王公大臣叛乱而攻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体上,意在以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射吴起必中王。而楚国的法令规定,凡伤及先王尸体者,要一律被处死。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悼王葬后,其子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将因箭射吴起而同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杀掉。结果,由于箭射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七十多家。

吴起的改革没有像子产作刑书一样享受“与人之诵”的待遇,他虽然也曾让楚国日臻强盛,但终因树敌太多而未得善终。吴起变法所以会失败,一是因为迫使贵族开荒耕植,二是因为极大地扩充军备,把兵战之苦转嫁给下层人民,破坏了生产,使百姓怨声载道。后人以为他“以兵弱楚,”就是这个道理。与后来商鞅变法的主张相比,吴起的变法就缺乏那种以耕为首、以耕为战的特点。古人曾说:“吴起支(肢)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

内修文德 外治武备

吴起在政治、军事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把这些经验深化为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散佚,今本《吴子》六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系后人所托。其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才能对外用兵,提出国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则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从《吴子》中,我们可以领略他杰出的军事思想。

吴起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为此,他对战争的根源作了论述。他说:“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子•图国》,以下只注篇名)当然,吴起这种看法还停留在表面上。他对“争名”、“争利”、“积恶”、“内乱”,是何原因引起,“因饥”的根源何在,并没有深入分析。但是,他从社会方面去寻找战争产生的原因,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他强调把政治放在首位,但又非常重视军事。他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同上)意即一个国君若是只讲求文德而废弃武备,或者依仗兵多能战,都会亡国。要使国家治理得好,必须既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军事。从这个思想出发,吴起在西河一方面注重军事改革,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魏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吴起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不够,还必须有安定的后方。因此,他说:“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只有国内人民和前方军队团结一致,才能打胜仗。他主张:“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同上)他又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同上)就是说,国内各种意见不统一,不可以出兵打仗;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出阵作战;出阵以后,军队不互相配合,不可以进行战斗;进行战斗以后,各部分战斗动作不协调,不能夺取胜利。他还进一步说:“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同上)吴起阐明了国家、军队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并认为人心向背是军事上取得胜败的关键。

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吴起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吴起的这种思想,对稍后的孙膑“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孙膑兵法•见威王》)的主张有直接的影响。吴起一方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他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反对轻率发动战争。他总结历史上战争的经验,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而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图国》)经常轻率发动战争,就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而使人民疲惫不堪,国家贫弱,而且会招来祸患。因此,多次发动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少,亡国的多。

重“实”求“变” 《兵法》传世

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可以说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在军事上的运用。吴起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形势出发,认识到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因此,他在战略上很重视战争的准备。他说:“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料敌》)要使国家安全,先要在平时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说:“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国。”(《图国》)对于军队,吴起主张“教戒为先”(《治兵》),即注意平时训练。他指出:“备者,出门如见敌。”(《论将》)这些战备思想,反映了他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的积极进取精神。

吴起在指挥作战时摒弃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断,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十分重视了解敌方的情况。他指出“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就是说,只有清楚敌人的力量部署情况,才能选择其薄弱环节狠狠打击。为了了解对方情况,吴起非常重视使用间谍,深入敌后搜集敌方各种情报,“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同上)。同时,他还重视在战场上采用武力侦察的办法。《吴子•论将》记载: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喧华,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佯攻敌人,而又假装败退,引诱敌人来追击,从敌人追击的情况来观察其虚实,然后决定对策。吴起说:“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同上)从吴起对六国军队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情风俗的了解都是相当清楚的。吴起重视调查研究,深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道。吴起关于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卓越见解,对引导战争取得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起指出,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要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而定。吴起在频繁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指挥战争的艺术。他提出了“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

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阵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同上)

吴起反对在战争中莽撞蛮干,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同时分析了碰到有利时机“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

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于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从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同上)

吴起还分析了遇到形势不利时“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

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甲兵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同上)

另外,吴起从实战出发,对行军和扎营提出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可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治兵》)这是说,行军中对行程、人马的负荷要安排得当,饮食供应要搞好,这样才能保证军队听从上级的指挥,从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

在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中,许多地方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吴起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论将》)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首先分析研究敌人的将领,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对策,这样就能不费多大力气而获得成功。这是对孙武用“水无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形”,依据敌方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夺取胜利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吴起非常鄙视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当逃兵的可耻行为。他主张在战场上“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治兵》),阐明了战场上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只有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夺取胜利才能保存自己,而贪生怕死,不敢杀敌,结果必然失败,招致灭亡。因此,吴起在他的军队里提倡不怕死的精神。他说:“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论将》)即从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就要使战士抱定决心战死的光荣信念,而不要怀有苟且偷生的耻辱思想。在战斗过程中,要使战士“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图国》),即以前进杀敌、英勇牺牲为荣誉,以后退活命为羞耻。《战国策•齐策》谈到,齐国军队在燕连取七十余城,虽然“食人炊骨”处境十分困难,但“士无反北之心”,坚持战斗到底,认为这样的军队就是“孙膑、吴起之兵也”。可见吴起的军队顽强战斗的精神,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在多与少的问题上,吴起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如他认为以少可以胜多:

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令。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阵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料敌》)

吴起分析说:“诸侯未会集,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囟囟,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同上)

即敌人如果没有同盟军会合,君臣之间意见不一致,深沟堡垒没有修筑好,号令没有下达,军队人心惶惶,想进不敢进,想退不敢退,这样的军队只要用相当于它的一半的兵力就能打败它,而且能百战百胜。他又说:“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同上)就是说,倘若敌人前来,散散漫漫,毫无纪律,队伍混乱,人马不安,东张西望,这样的军队便可以一击十,使之手足无措。吴起认为,“愚将,虽众可获”(《论将》)。即如果将领不善于指挥,虽然带兵多,也容易被俘虏。吴起说:“用少者务隘。”他重视利用有利的地形,从而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他说,只要“避之于易,邀之于厄”,即避开平坦开阔之地,而利用险要的地形,就可以“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应变》)。由此可见,吴起从他丰富的作战经验中,看到了多和少的辩证关系。他把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军事实践中,创造了五万人“兼(加)车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励士》)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所以人们称颂“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吕氏春秋•用民》)。尉缭子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尉缭子•制谈第三》)吴起的五万、七万之数,可以说得上是精兵,而用之可以抵御强秦,可见其军事艺术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总之,吴起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他治兵有术,在战略战术上留下许多佳话。作为政治家、改革家,吴起与商鞅齐名,他“明法审令”,舍身与权贵为敌。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治军严明,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又深得部众之心。但其为博取功名而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的做法,也一直被后人所不齿。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虽然使他治兵有术名扬天下,但却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吴起》编写组:《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