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耻小节 终成大器
管仲是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据说他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管仲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只有一位老母，家境贫寒。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年少时与鲍叔牙相友善，两人常在一起交游。鲍叔牙知道他是一个贤良之人，对他很关照。他们曾经一起合伙做买卖，每有盈利，管仲总是自己多分一些，鲍叔牙体谅他家中贫困，始终对他很友好，从不因此说长道短；有时管仲替鲍叔牙谋划事情，结果反而使鲍叔牙更陷于窘境，鲍叔牙也认为这是机遇不好，从不埋怨他。管仲年轻时做过几次小官，但每次做不多久就被撤职；也曾几次参军作战，因为家有老母，总是临阵脱逃。鲍叔牙也从不因此而看不起他，反而认定他是个有才能的人。所以，管仲曾经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早年情况，没有更详细的文献记载。从他与鲍叔牙的交往来看，他年轻时经历过不少挫折。但是他注重实际，善于分辨轻重利弊，具有“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管晏列传》，下引只注篇名）的胸襟与抱负，所以也渐渐走上了齐国的政治舞台。
齐僖公在位时，管仲受命辅佐僖公的儿子公子纠，鲍叔牙受命辅佐僖公的儿子公子小白。僖公还有一个儿子是公子诸儿。僖公死后，公子诸儿即位，就是齐襄公。齐襄公荒淫残忍，早年曾与其异母妹妹文姜通奸。文姜嫁给鲁桓公后，襄公继续与之通奸，并谋害了鲁桓公，成为丑闻。后来，又因事招致其族弟公孙无知和大夫连称、管至父的怨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齐襄公“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可以说是多行不义。他的弟弟们害怕灾祸殃及自身，纷纷出奔别国。公子纠之母为鲁女，在管仲、召忽的辅佐下跑到鲁国；公子小白之母为卫女，在鲍叔牙的辅佐下跑到莒国。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冬，襄公出游姑棼（又名薄姑，在山东博兴东南），田猎于沛丘（在姑棼东南）。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等人互相勾结，伺机杀死了齐襄公，公孙无知自立为齐国国君。第二年，公孙无知到渠丘大夫雍林的领地游玩。因为他过去曾与雍林结怨，所以雍林趁机发动袭击，以弑襄公自立的罪名诛杀了公孙无知，并通告齐国大夫重新议立新君。一场新的争夺君位的斗争又开始了。由于公子小白从小就与齐国正卿高关系密切，所以当公孙无知被杀、齐国重新议立新君时，高已经暗中派人到莒国通知公子小白回国争夺君位。鲁国听到消息后，也发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争位，并派管仲另率一支人马在由莒至齐的半路上去拦截公子小白。管仲拦住小白后，对准小白一箭射去，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佯装被射死，倒在地上，骗过了管仲。管仲以为大功告成，连忙飞报鲁国。鲁国护送公子纠的军队便放慢了行程，六天之后才到齐国。而此时小白早已快马回到齐国，捷足先登，被高、国懿仲等齐国重臣拥立为新君，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之后，马上发兵抗击护送公子纠回国的鲁军。当年秋天，齐军与鲁军战于乾时（时水支流，经山东桓台西北），大败鲁军，并派兵包抄、截断了鲁军的退路，鲁军陷入绝境。于是，齐桓公派人送书信给鲁国，施加威胁说，公子纠是自己的亲兄弟，不忍心杀他，请鲁国自行把他杀掉；而管仲和召忽却是自己的仇人，一定要把他们送回齐国来剁成肉酱才称心。鲁国害怕了，就在笙渎这个地方把公子纠杀了，同时准备把召忽和管仲押送回齐国。召忽自杀身亡，管仲则甘心被作为囚犯送回齐国。
最初，齐桓公发兵击鲁时，的确是想杀掉管仲以报一箭之仇。这时，一直辅佐齐桓公的鲍叔牙劝齐桓公说：“君将治齐，即高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齐太公世家》）意思是说：您如果只是想治理好齐国，有高和我鲍叔牙辅佐就够了。但要想王霸天下，那么就非得有管仲来辅佐不可了；管仲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会强大起来，这样的人才不能失去呀。另据《国语•齐语》和《管子》中的《大匡》、《小匡》记述，鲍叔牙还对齐桓公说自己有五处不如管仲：一是宽惠爱民，二是治国不失权柄，三是以忠信交好诸侯，四是制定礼仪、约束四方，五是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但齐桓公仍然念念不忘管仲对他的一箭之仇，鲍叔牙说，这正证明他忠于主人，如果他能为您所用，照样也会忠于您的。经过鲍叔牙的一番劝导，齐桓公终于接受了建议，决定不计前嫌，重用管仲，并派鲍叔牙为使到鲁国去索要管仲，表面上装着急于杀管仲报仇，实际上却是想起用他。管仲知道了真相，所以甘心忍受被囚送回国的耻辱。
管仲被鲍叔牙从鲁国接到齐国堂阜这个地方后，马上被解除囚禁。齐桓公则亲自到郊外迎接，并以厚礼拜管仲为相。
据刘向的《说苑•尊贤》记载，管仲被任命为齐相时，曾经公开向齐桓公要名、要利、要地位。他说：“我地位卑贱，不能号令贵卿。”齐桓公就任他为上卿。管仲说：“我家贫困，不能号令豪富。”齐桓公就赐给他齐市的税收。管仲又说：“我与国君关系疏远，不能管理主公的近臣。”齐桓公就称管仲为仲父，以表示对他的尊敬。此外，《韩非子•难一》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记载未必完全可信，但却也说明了管仲对齐国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未来治国服众将会面临的种种困难有着充分的估计。
管仲出任齐相后，辅佐齐桓公，对齐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材，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就是对管仲改革的概括说明。在改革中，管仲十分重视民心民意，认为政令要像流水之源，而下达政令则要像流水一样顺应民心。所以他主张治国应该言论平实而易于实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可见，管仲基本上继承了姜太公立国时所开创的崇实尚变的治齐传统，并以此为指导方针，来推行其改革方略。
管仲有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他的改革首先从经济层面开始，主要是实行“四民分业”，大力发展农、工、商三业，富民强国。据《国语•齐语》，管仲让士、工、商三民居于国都，农民则居于郊野，四民分业定居，各归所属，各兴其业，父子相袭，世代相传，安居乐业。在此基础上，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实行“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即根据土地的肥瘠，分级征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土地的利用率；根据齐国沿海的地理优势，提倡发展渔盐生产，并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设置盐官、铁官；重视发展商业和手工业，设“轻重”之制，降低关市税费，集散货物，根据市场需求调节物价，促进商品流通。
管仲的另一个重大改革就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国语•齐语》），即调整国家的行政组织，并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兵民结合，使传统的军政合一制度更臻严密。他首先“参（三）其国而伍（五）其鄙”，把国都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分为六乡，士分为十五乡，由国君与世卿高氏、国氏各领五乡（“参其国”）。乡内分级管理，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每级各设官长。郊野农民则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在此基础之上，管仲把军事编制隐于行政编制之中，每轨出五人为一伍，每里出五十人为一小戎，每连出二百人为一卒，每乡出二千人为一旅，每五乡出万人为一军，由各级行政长官担任同级军事长官。这种寓兵于民、兵民结合的措施，使得卒伍之间“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迅速增强了齐国的军备实力。
管仲十分重视举贤授能。《管子•大匡》载，管仲任相三个月后，就向齐桓公推荐了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和东郭牙五位各有专长的贤者，请桓公任命他们分别担任大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和大谏“五官”之职。另据《国语•齐语》，管仲为了能有效地选拔贤能，还实行了选拔人才的“三选”之制，即乡长进贤、官长选贤、国君考察用贤的三级举贤制度，并规定各地有好学、慈孝、聪慧或者武力出众者，当地官吏都有责任推荐，否则就要追究其“蔽贤”之罪。
管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为齐国打下坚实的基础后，开始辅佐齐桓公争霸天下。《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问管仲说：“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仲说：“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管仲反对单纯以武力征服诸侯，主张先以外交手段亲近邻国，交好诸侯，争取各国的拥护与信赖，然后择乱而征，保证师出有名，顺利称霸。所以，他劝齐桓公首先以实际行动亲近临国，返还其侵地，不受其资财，多给他们重礼，经常与诸侯往来，让邻国安心并亲近齐国。对于诸侯，管仲主张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的政策，使诸侯“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五年，齐国与鲁国会盟于柯，鲁国的曹沫持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齐桓公归还被侵占之地汶阳，桓公被迫答应。事后，齐桓公想毁约，打算不归还鲁地并杀死曹沫。管仲及时加以谏止，开导桓公说，背信毁约只不过是图一时快意，却因此而失信于诸侯，失去天下的拥护，得不偿失。桓公听从管仲之言，履约归还了鲁地。各国诸侯得知此事，都认为齐国守信，而想归附齐国。所以，正如《公羊传》所说：“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两年后，齐桓公在鄄（今山东鄄城西北）会盟天下诸侯。从此，齐国开始走上了称霸之路。
在争霸战略上，管仲充分利用了姜太公建国时齐国获得的“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以“尊王攘夷”为旗帜，来号召天下诸侯。“尊王”即尊崇周王室。当时周王室虽然已经衰微，但周王室作为“天下宗主”观念仍然很牢固。所以，管仲建议齐桓公“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国语•齐语》），以“尊王”为旗帜来体现自身的正义性。“攘夷”就是抵御夷狄入侵中原地区。当时，夷狄不断进犯中原，打出“攘夷”的大旗，符合各国诸侯的根本利益。故此，管仲“尊王攘夷”的旗号使齐国在舆论上获得了号召力，在行动上掌握了主动权，为齐桓公名正言顺地取得和巩固天下霸主的地位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管仲担任齐相，善于比较利弊得失，因势利导，使坏事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管晏列传》说他“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齐桓公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乘舟游戏，因蔡姬荡舟戏水惊吓了桓公，桓公一怒之下，将蔡姬逐回蔡国。蔡公对此很生气，马上将蔡姬改嫁他人。桓公听说后，大怒，执意兴师伐蔡。管仲极力劝阻桓公说：“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韩非子•外储说》）桓公不听，于次年春率鲁、莱等国诸侯伐蔡，蔡国很快就溃败了。于是，管仲趁机把矛头转向实力日强、已经严重威胁桓公称霸的楚国，以责问楚国不尊周王室、不向周进贡包茅为借口，挥师伐楚，最后与楚国订立召陵之盟，为桓公最终称霸扫平了障碍。齐桓公二十三年，桓公出兵伐戎救燕，管仲趁此机会，劝燕庄公恢复召公时期的政治措施，尊重周室，由此使齐国赢得了诸侯的推重。这些都是管仲“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事例。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先后九次会盟天下诸侯，并在洮之会上确定了周襄王的继承权，匡扶了周室，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终于成为天下霸主。这一切，正如《管晏列传》所言，都是“管仲之谋也”。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管仲去世。据《齐太公世家》载，管仲临终前，齐桓公前往探视，问他谁可以接替相位，并提出了易牙、开方、竖刁三个人选，征求管仲的意见。管仲认为，易牙为了亲近桓公而杀死自己的儿子，开方为了亲近桓公而背叛亲人十五年不回去探望，竖刁为了亲近桓公而阉割自己当宦官，这三人都没有人情，不能任用，并建议桓公尽快驱逐他们。管仲死后，齐桓公不听管仲忠言，将这三人用为近臣，使这三人得以专权，终于导致了他晚年的一场宫廷惨祸。
礼法并举 富民强国
管仲作为经世治国的一代贤相，其政治改革思想是十分丰富的。《管子》是集中体现管仲政治改革思想的重要典籍。《管子》一书因管仲而得名，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广泛流行，汉代学者多认为是管仲所著。但是因为《管子》内容相当庞杂，所以后人一般不信此说，认为《管子》“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郭沫若《青铜时代：宋©尹文遗著考》），而是在总结管子原创思想的基础上，由后学不断发挥而形成的集大成著作，是先秦“管仲学派”的重要代表著作，也是齐文化的代表作品。总之，《管子》一书虽然不能确定为管子所著，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仍然代表了管仲的思想，保存了管子的事迹。现存《管子》一书为汉代刘向所编定，分“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和“轻重”八个部分，共存目八十六篇，实存七十六篇。
管仲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顺应民心，二是主张礼法并用。
管仲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和政治的根本。《管子•霸形》篇记载了管仲与齐桓公的一段对话。管仲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齐桓公问：“敢问何谓其本©”管仲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因此，管仲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重视百姓的自然欲求，因势利导，顺应民心民意。《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老百姓厌恶忧劳、贫贱、危难、灭绝，是自然的欲求，那么就应该顺应这种欲求，给老百姓以快乐、富贵、安定、繁育，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归附。因此，这种给予也就是获得，“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正是本着这种指导思想，管仲在治齐时，采取了一系列顺应民心民意的具体措施，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治国的策略上，管仲非常重视“礼”与“法”的结合运用。《管子》中多处对礼与法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枢言》篇说：“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任法》篇则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这两句话的具体观点虽然是矛盾的，但是强调礼与法的密切联系却是管仲思想的体现。“礼”的基本精神是维护上下尊卑的宗法等级制度，强化道德规范的政治意义。管仲强调礼治的具体学说是“四维说”。《管子•牧民》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仲将礼、义、廉、耻比喻为维系国家和社会的四条绳索，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礼治提高到了关系政治和社会安定以至于国家存亡的高度。在强调礼治的同时，管仲又非常重视法令的作用。《管子•任法》说：“法者，天下之至道，圣君之实用也。”又说：“法者，存亡治乱之所以出。”《重令》篇则说，“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无赦，唯令是视。”《任法》篇还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从这句话可见，虽然“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但是君主制定法令，臣子执行法令，百姓遵守法令，不同的身份在法治中扮演的角色有着微妙的差别，其中恰好贯彻着礼治维护宗法等级的精神，正是礼法并用思想的一种体现。
管仲的经济思想也是非常丰富的，而其核心则是主张富民。在先秦诸子中，管仲是非常重视经济问题的，并且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形成了朴素的认识。《管子•牧民》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道德进步必须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义利观，所以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认为只有让百姓富足，他们才能知礼守法，国家才易于治理，反之，国家则难于治理。
从“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出发，管仲主张大力发展生产，积极调整分配和消费，形成了一整套的经济理论。首先，坚持以农为本，同时不废工商。《管子•牧民》说：“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并把粮食和农副产品的生产比作国家的“不涸之仓”和“不竭之府”。同时，管仲还认为国家的贫富可以从其农业生产的情况体现出来，所以《管子•八观》篇说：“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管仲还主张“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的肥瘠分级征税。在强调以农为本的同时，管仲也重视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把“通货积财”作为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管子•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把士农工商四民视为国家不可偏废的基石，所以称之为“石民”。《管子•五辅》论述君主应当推行六种德政时提到要“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也就是要求要为工商活动提供便利。其次，在税收方面，管仲主张薄税敛，“取于民有度”。《管子•权修》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在重视发展生产的同时，管仲还提出了节制消费的主张。《管子•八观》指出，“审度量，节衣服，禁侈泰，为国之急也。”把厉行节约、禁止奢侈作为治国之急务，体现了管仲节制消费以积累国民财富的认识。
管子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也有非凡的作为，并形成了一些精到的见解。例如，在军事上，管仲重视军事实力在天下纷争局面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主张发展军备，但同时他也强调坚持战争的正义性，提倡“举之必义”、“胜敌有理”（《管子•侈靡》）。此外，在《管子•七法》中，管仲还提出了国家综合实力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等等。在外交方面，管子提出了“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国语•齐语》）的外交策略，在外交中对诸侯既采取亲近交好、广施恩惠的办法，也不失时机地以武力进行压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经世治国 一代贤相
管仲的政治改革思想启迪和开创了先秦的管仲学派，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社会，管仲一直是追求经世治国、建功立业的历代政治家们所仰慕的典范。管仲出身寒微，但他却具有“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胸襟与抱负，终于成功地抓住了机遇，脱颖而出，被拜为齐相。在列国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大潮中，他以宏大的气魄在齐国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国力迅速增强；同时，他以超人的谋略，运用恩威并施的外交手段，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参与列国事务，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成为春秋霸主。因此，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管仲就已经成为治国贤相的典范和代表。孔子在评价管仲“尊王攘夷”的历史功绩时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孟子则说：“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下》）此后，历代政治家就一直把管仲与商汤时的贤相伊尹并提，或与其后的燕赵名臣乐毅并称，成为古代名臣的典范。如三国时代的著名贤相诸葛亮，就自比为管仲、乐毅。
管仲治齐的政治改革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管仲的政治改革思想是在姜太公“建国本”以来所形成的齐文化传统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很大程度上直接继承了姜太公的政治经济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发展和创新。管仲以此为方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了极具开拓性的政治实践，使其发挥出更为强大的历史效应，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因此，管仲经世治国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战国时代为后学所广泛推崇，被众多学者总结、继承、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当时的商韩法家学派和孔孟儒家学派鼎足而三的重要学派———管仲学派，同时也产生了《管子》这部先秦时代集齐文化之大成的代表著作。可以说，正是由于管仲的理论和实践，才使得齐文化在春秋时代大放异彩，成就辉煌。所以，有学者称，“管仲在齐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孔子在鲁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相似”。总之，管仲对先秦时代及其后的思想繁荣和社会政治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瀚光等：《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战化军：《管仲评传》，齐鲁书社2001年版。
3.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文化思想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汉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